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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作为北京江西企业商会的轮值的常务副会长频繁参加了商会的一些活动。作为资深“北漂”，服务乡亲是一种义务，也是一份快乐。在与朋友们的交谈有关的商会工作中，都会讲一个观点：商会与协会等非政府组织一样，工作是否有成效关键在于正确站位，要有公益之心，要立足于为会员服务，切记不把自己搞成“二政府”。

　　曾经一段时间，各种协会都是政府的管理机构（事业单位），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开创了协会会员自治的模式。我参加这种协会类的活动应该是讲有30多年了。最早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央全国律协第二届民事业务委员会产生，我忝为委员之一。积极参加了民事专业委员会的各项活动受益多多。民事业务委员会当时的特点就是大力推进和引导中国律师走专业化道路。2008年我从全国律协民事委员会调整到了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参与组织了该委员会的重建和之后的专业活动，与我的学术研究和执业活动联系的更紧，受益也是多多。

　　前年从行政法专委会的副主任调整为新组建的“宪法与行政法专业”顾问。顾问顾问，顾而不问，但我还是很关心对于宪法与行政法的研究和实务。朋友们参加全国的律师协会专业委员会的这些活动，完全是公益性的。

　　十年前，经推荐参加北京江西商会的活动，乡情浓浓，当然也是受益多多。我所说的受益，无论是在全国律协的专业委员会还是北京江西企业商会，都不是经济角度来算账。参加活动的朋友从经济上讲都是亏本的，是很有一点“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来办公”的奉献精神。

　　10多年前全国律协授予我“为律师行业管理工作做出无私奉献”奖。去年推荐第4届“最美江西人”，我作为一名执业律师能够当选，是朋友们给我的鼓励。我回忆这些事情无非是对自己是一个鞭策，是一个鼓励。虽然人生无钱是万万不能，因为要养家糊口。但是，人不能钻在钱眼里生活Bsports最新，还应该有精神层面的追求。这种兼职参加的活动有的是层次比较高的，甚至可能涉及到国家法律和政策的调整，所以这就需要有公益之心，积极参与，尽自己的义务。

　　附：在全国工商联调研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各位领导，各位朋友：下午好！根据会议的安排，今天的座谈会上，我想就三个问题发表我个人的观点，有不对的地方欢迎批评指正。一、关于司马南质疑联想事件近一段时间司马南等人发表了多个视频和文章质疑联想及其负责人，引起了社会关注，已经形成了公共事件。（一）作为法律人，我的看法是：第一，任何人都有批评的权利与成为被批评对象的可能。司马南作为公民（原名于力）以及他背后的那个团队有权批评社会任何人，但是这种批评应当是在法律的许可的方式和范围之内，任何人都无权超越法律行使批评的权利。批评应当是个人根据自己的道德和法律的标准发表意见而不是为了其他的目的。否则，可能涉嫌网上寻衅滋事的违法犯罪。第二，我一直关注这个事件。看过了司马南以及团队对联想的质疑的声音，由于我在国企工作多年并经历了企业整顿、升级、改制工作，而司马南等人并没有拿出让我信服的观点与证据，所以并没有影响我对联想这个企业的正面看法。但很多不明的网友是会因为司马南团队的质疑产生了对联想以及一大批民营企业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已开始的企业改制工作的负面的看法。（二）建议目前联想的回应是不及格的，原因一是态度不坚决，二是自辩不得力。我建议要针对性的采取措施。第一，如果司马南等人至于属实，则应该公开表态，虚心接受。如果联想认为司马南团伙对企业的质疑不属实，并且影响到企业的正常活动，可以向公安报案。第二，鉴于目前公众对联想乃至上个世纪末以来的企业改制工作已经产生了众多的负面影响，应该有第三方对上个世纪的企业改制工作的相关政策进行回顾、解读，对联想企业改制改制的事实进行介绍 消除公众的误会。二、明年国内外经济形势作为曾经在国企工作过多年的律师，加上工作的关系也一直关注着国内外的经济形势的走向，我的看法是谨慎的。第一，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目前人类社会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在取得有效的应对措施之前还将会影响人类社会的正常经济活动，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疫情防控还是要坚持依法进行，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防止形式主义和层层加码的现象。第二，我们国内来讲近一些年来讲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少了，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运营当中出现的问题也不够。例如“限购”政策就是一种运用计划体制而不是尊重经济规律的表现。我们需要讲，但讲的目的应当是发展经济以满足人们生活的需求。要防止中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错误思想回潮。第三，从上个世纪90年始，我们国家依仗于土地财政的程度越来越高。实践证明这个方针是错误的。全国工商联可以适时的向中央提出建议，利用当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及时的停止土地财政，转而重视实体经济，重视工农业企业的发展。第四，目前国内对于人的自由流动还没有真正从宪法与法律的角度解决Bsports平台。1954年的宪法曾经规定了公民有迁徙权，但之后不久就被一个户口管理条例取消了。近年来许多地方部分开放了户口迁移，但最需要开放的特大城市仍然没有开放，城市人口往乡村的流动也没有放开。对此，我认为还公民以迁徙权的时机已经成熟，只有人的自由流动，其他生产要素才能够充分流动并发挥最佳效益。三，对于企业经营方面的困难问题和建议对此，我只讲一点：我们要重视与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在当前尤其要重视拆迁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的问题。近30年来的土地财政冲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征收拆迁的战车所到之处，中小企业基本上都只有倒闭了事。对此，我呼吁了多年，但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借这次会议之机，我再次呼吁：要解决不动产征收拆迁中的中小企业生存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有立法上的缺陷，也有实际操作的问题。工商联可以向相关部门提出建议解决迫在眉睫的征收中小小企业的补偿标准的规定，也就是尽快在立法上完善“不低于市场价的补偿”的具体标准是让被拆迁企业能够恢复生产，甚至有所发展。

　　学者型律师，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人民大学律师学院兼职教授，中国建设管理与房地产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行政法专业委员会顾问。出版专著三十余本，发表论文百余篇。2010年获《时代周报》时代人物，《中国律师》杂志年度新闻人物。2011年获《中国新闻周刊》“影响中国年度人物”；《南方人物周刊》“50名中国年度魅力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