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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上诉状怎么写？对于一审判决不服的，可以当庭申请上诉。一份好的上诉状，将会使上诉审法官更加清晰明了案件的来龙去脉，做出更加理性的判决。

　　上诉人：吴××，男，………。2006年8月7日因涉嫌合同罪被蚌埠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羁押于蚌埠市第一看守所至今。

　　上诉人不服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蚌刑初字第20号刑事判决书之判决，特依法提出上诉。

　　请求贵院依法撤消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蚌刑初字第20号刑事判决书之判决，依法宣告上诉人无罪。

　　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以融资为诱饵，采取仅提供自制的表面文字资料，但不进行实质性工作的手段，骗取他人钱款300万元，其行为构成罪”，这一认定既没有证据证实，也与事实完全不符。

　　本案中上诉人确实收到蚌埠市花园油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姚树立代表花园公司汇入的300万元，但花园公司为什么要汇这300万元？这300万元的性质是什么？这是本案的焦点，也是本案上诉人罪与非罪的关键。

　　2005年初上诉人与花园公司的代表丁海平认识，丁海平称花园公司可以生产菜仔油出口，考虑到欧美市场开始出现替代石油的生物柴油的趋势（菜仔油可作为生产生物柴油原料），上诉人同意代表新加坡AP公司（上诉人为新加坡AP公司的董事、在中国的代表）与丁海平代表的花园公司进行洽谈，2005年3月22日由新加坡AP公司经理Lam Kwong Hee先生和花园公司董事长姚树立先生签订了买卖合同（《SALES AND PURCHASE CONTRACT（Contract Number:05by-ap01）》）。合同约定，一万吨菜仔油交易金额为580万美元，买方新加坡AP公司申请买方银行开具信用证作为付款方式（合同第10条），卖方花园公司申请银行开具履约保证（金）函，如花园公司违约，买方有权占有此保证金（合同第15条）。但在合同履行时，花园公司称没有能力让银行开具履约保证（金）函，并邀请上诉人到蚌埠协商，2005年4月10日前后，上诉人在蚌埠和赴凤阳的途中与花园公司的董事长姚树立、总经理丁海平商谈达成变更协议：花园公司申请卖方银行开具履约保证（金）函的条款变更为花园公司直接支付合同金额8%的保证金。2005年4月13日，买方按约申请新加坡发展银行（DBS）开具了以花园公司为受益人的金额为580万美元的信用证。并应花园公司和通知行（蚌埠市农业银行中山支行）的要求于2005年4月27日作了修改。随后，经上诉人代表买方催促花园公司董事长姚树立代表花园公司于2005年6月1日将RMB300万元履约保证金（按约定的580万美元的8%计算，仍欠约RMB70万未付，姚树立说公司只有这么多了）汇给上诉人（新加坡AP公司同意上诉人代收并用于该合同事宜的支出）。

　　一审判决中查明：2005年3月22日，新加坡AP公司和花园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2005年4月13日，新加坡AP公司按约申请新加坡发展银行（DBS）开具了以花园公司为受益人的信用证，2005年4月27日应花园公司和通知行的要求作了修改；2005年6月1日，花园公司的代表按约将RMB300万元履约保证金汇给新加坡AP公司的代表；2005年8月18日，花园公司和上诉人代表的银联万国（天津）置业有限公司签订有关融资合作的《合作协议书》。

　　从这些事实发生的时间顺序上可以推定花园公司汇钱只能是履行与新加坡AP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的约定义务，而不可能是为二个多月后才签订融资合作协议的（预）付款（二个月多后才签的该协议也没有此付款条款），并且花园公司对丁海平、秦新、徐宁海等多名长期为其融资的合作伙伴都是承诺成功后才支付报酬，融资不成功不给一分钱，为什么会对上诉人更加青睐，上诉人与姚树立认识不到2个月，只见过2面，上诉人说先给我300万元，我为花园公司融资，姚树立就信、就给？这太违背了正常的生活经验和逻辑，姚树立可是闯荡商海多年的企业家，阅人无数，只有骗人的没有被骗的。

　　另外，假如300万是给融资的预付款，为什么花园公司会倾其所有付出全部？即使是付融资的前期费用也不用倾其所有付这么多，作为融资报酬等融资成功了再给也不迟。从这一点上也可以推定300万不可能是融资预付款。

　　在上述买卖合同洽谈、签订、履行期间，丁海平、姚树立提出卖方希望利用信用证打包，AP公司和上诉人认为这虽不是买方的义务，但是卖方的权利，且打包可以增加花园公司的流动资金，有利于保障双方买卖合同的履行，故乐观其成，并愿意提供尽可能的帮助。但因花园公司在蚌埠市农业银行已有18800万且有3000万逾期的不良信用记录和农行对信用证的装、卸港条款认识有差异故农行没有同意打包放贷。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先提出用信用证为花园公司与事实不符，毕竟是丁海平先主动找上诉人提出的。

　　为了预防风险和保障最低利润，AP公司在一时还未能在国际市场找到更好买家的情况下和中机电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万吨菜仔油合同金额595万美元的买卖合同,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中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又与武汉新汉口商业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万吨菜仔油合同金额607万美元的买卖合同。一审判决认为签订上述合同是“为了获得外方开具的信用证，并避免出现货物真出口的情况发生”的判断没有事实根据，也不合贸易和银行惯例。因为银行为客户开具信用证只根据客户的买卖合同和信用，客户买的货是否有下家概所不问。签订上述合同的目的就是为了预防风险和保障最低利润（后合同比前合同均有加价），这也证明了花园公司与AP公司买卖合同的真实和能履行的事实（如果是不真实的，何必再签后面的合同来转移风险）。

　　因为花园公司不能在买卖合同约定的时间内交货，花园公司于2005年8月18日承诺不经AP公司同意，不得交付货物，这可视为花园公司就双方原买卖合同的交货时间进行变更发出的要约。

　　（1）因为外汇管理制度，无法换汇、汇出。（2）新加坡AP公司考虑其业务在中国境内需要成本支出授权上诉人代收和支配，等合同（包括买进、卖出）履行完毕后，再进行结算（见Lam Kwong Hee的证明《TO WHOM IT MAY CONCERN》）。（3）姚树立、丁海平认为上诉人具有代理权（或表见代理权），汇给他视同汇给新加坡AP公司（见2007年3月20日徐宁海《询问笔录》第5页,姚树立告诉上诉人：“只有300万，你拿回去，在公司交差了”）。

　　花园公司为了融资之目的，于2005年8月18日与上诉人代表的银联万国（天津）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联万国公司）签订有关融资的《合作协议书》，从内容和性质来看上述协议应视为是居间合同，只要银联万国公司提供有可能对花园公司的投资、借贷的信息和机会就是在履行协议，而花园公司在融资成功前并不支付任何对价。为帮助花园公司融资，此后银联万国公司及上诉人进行了包括同中国合众集团有限公司等公司磋商、介绍等工作，这也是银联万国及上诉人在积极地帮助花园公司融资的表现。但因花园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融资双方的条件不能合意而没有成功（几年来花园公司曾经委托丁海平、秦新、徐宁海等多人为其融资但没有一人一次成功，也没有给付他们一分钱融资费用或报酬，可见融资之难和姚树立之精明）。这些有关融资合作事宜与本案无关，一审判决中“以融资为诱饵”的认定与事实不符。

　　上诉人案发时是中机电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业务的副总经理，并非一审判决认为的“自称”，该公司实际负责人、财务副总经理白莉红、公司员工刘学品、酒智琳等证人证言均可以证实。因企业管理不规范，没有任命或聘用书面材料，在民营企业中常见，但这不能排除上诉人是其副总经理的事实。一审判决只采信对控方有利的证据而对辨方有利的证据视而不见有失公正。

　　（一）本案在立案、刑拘、逮捕等侦查阶段及蚌埠市公安局《起诉意见书》（蚌公经诉字[2006]010号）均认为上诉人涉嫌合同，但蚌埠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蚌检刑诉[2007]20号）指控上诉人 “以虚假出口的方法，签订不能实现的购销合同、融资合作协议，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之规定”，“应当以罪追究刑事责任”；一审判决上诉人犯罪，是适用法律错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之规定的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假事实或隐瞒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客观方面的表现是使用骗术，即虚构事实或隐瞒的方法，使财物所有人、管理人信以为真，自愿地交出财物的行为。

　　本案中，花园公司按约定将300万元汇入上诉人（受AP公司委托代收）卡上Bsports最新，是履行买卖合同约定的义务，上诉人没有虚构事实或隐瞒的行为，花园公司也不是因受骗而认识错误交出财物。一审判决上诉人犯罪的罪名不能成立。

　　（二）退一万步，假设上诉人有虚构事实或隐瞒的行为，也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的行为，《起诉书》也是这样指控上诉人的（“以虚假出口的方法，签订不能实现的购销合同、融资合作协议，骗取他人财物”），因而只能适用《刑法》第224条合同罪，而不能适用《刑法》第266条罪。

　　合同罪与罪在构成上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前者系从修订前刑法中罪分解而来，二者的不同在于合同罪是利用合同，即以签订合同、履行合同为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罪则未对手段进行限定，只要行为人采用欺骗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的，均构成罪。因此，当某行为外观上既符合合同罪的构成要件，又符合罪构成要件时，应当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适用合同罪，而不能适用罪。

　　（三）上诉人也不存在《刑法》第224条所列举的五种情形，在本案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主观方面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方面没有“采用虚假事实或隐瞒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故也不构成合同罪。

　　1、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5条,侦查人员也应当在询问笔录上签名。本案作为主要证据使用的证人询问笔录均没有侦查人员签名，其作为证据的合法性是有疑问的，依法应当不予采信。

　　2、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7条,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根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1条，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3、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1条，只有遇紧急情况才可以不另用搜查证进行搜查，否则必须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但本案并非紧急情况下，侦查人员在2006年8月7日进行搜查时没有出示搜查证（也没有在案卷中发现有补办的手续），其非法搜查得到的物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应当排除。

　　刑事证明责任应当在公诉方，且证明标准必须达到《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一）项“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即“确定无疑”、“排除合理怀疑”、“建立内心确信”。

　　1、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以融资为诱饵，采取仅提供自制的表面文字资料，但不进行实质性工作的手段，骗取他人钱款300万元，其行为构成罪”。可是上诉人如何“采取仅提供自制的表面文字资料，但不进行实质性工作的手段”，就“骗取他人钱款300万元”？ “提供”了什么“自制的表面文字资料”？什么是“实质性工作”？“采取仅提供自制的表面文字资料，但不进行实质性工作的手段”与“骗取他人钱款300万元”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是“提供自制的表面文字资料”在先，“骗取他人钱款300万元”在后，还是相反？等判案理由及逻辑推理，一审判决却付之阙如。这样定罪，何至于武断！

　　2、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和其辩护人“关于300万元是花园公司与AP公司所签合同的执行保证金，与融资没有关系的辩解、辩护意见……不予采信”，也没有释明其令人信服的判断理由。退一步说，即使辩方提出的此辩解、辩护意见不能得到法庭采信，但其“合理怀疑”的可能性也并没有被控方提出能证实的证据排除。因此应按《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上诉人无罪。

　　综上所述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为此，特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宣告上诉人无罪。

　　法律规定，刑事案件的被告人、自诉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法院一审判决、裁定Bsports登陆，有权用书状向上一级法院上诉。被告人的辩护人和近亲属，经被告人同意，可提出上诉。附带民诉的当事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可以对地方各级法院一审判决、裁定中的附带民诉部分，提出上诉。

　　自诉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宣告判决前，自诉人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法院会将当事人自行和解记录在案，对自诉人申请撤诉的也予准许。但自诉人撤诉后除有正当理由外，不得就同一案件再行起诉。当然，自诉案件调解并不是必须和应当的程序，当事人可自行选择是否接受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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